历代王朝不断将礼法要求注入法律规范

  儒、法思想家从理论上勾勒了简洁明了的治国韬略,但实践却是复杂和丰富的。在群雄征战,以“逆取”为主基调的春秋战国时代,生不逢时的礼乐之治缺乏成长壮大的“顺守”土壤,孔子团队游走四方诸侯,处处碰壁。在各国变法图强的大背景下,法家逐步成为显学,并在秦国结出正果。

  因此,在现实中,怎样取礼、法之所长,建构一个既高效严谨又富有人情味的治理体系,是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问题。历代君王你方唱罢我登场,但“霸王道杂之”的思路一以贯之。随着时间流逝,儒与法也逐步从嫁接走向融合。如果说,“外儒内法”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格局,“外法内儒”则是法律体系的小框架。

  汉武帝开启了“外儒内法”的治理模式。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,赋予了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份,在国家治理体系的“硬件”方面则“汉承秦制”,沿袭了法家的政治理念。“儒”,为封建统治披上了仁德的外衣,而“法”则强化了专制的尖牙利爪。这种结合,不仅没有像人们期待的,让酷政温情、让严刑柔化,反而因伦理原则向政治领域的机械平移,增大了人治因素,使法制的公正性进一步丧失。

  “外法内儒”,简言之就是在加强法制的旗帜下,用儒家思想对法制进行再造。随着儒家意识形态的加强,历代王朝不断将礼法要求注入法律规范,至唐代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,“德主刑辅”的思想也落地生根。一方面,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等道德规范、“三纲”等礼教,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。另一方面,某个成员的罪刑也可以放大到整个家族,灭九族、满门抄斩、连坐等酷刑堂而皇之地使用。

  “外儒内法”与“外法内儒”,犹如硬币的两面,本质都是礼与法的结合。但在中国古代,这种结合不仅没能产生现代法治的结果,还在人治的道路上越滑越远,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。在仁义的旗号下,君主可以任性地大赦天下,可以随时用诏令替代法律,可以随意封赏法外特权。法制不健全,有法不依,执法不严等问题不断叠加、恶化,“礼”和“法”归根结底都只是统治者约束他人、豁免自己的工具。因而,古代中国只能通过统治集团的格式化、以利益的强行再分配来实现自我调整,从而深陷乱—治—乱的怪圈。

  今天,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,就要在充分反思古代中国治理思想“前现代化”特点的基础上,在公正民主、保障人权的现代法治精神的引领下,全面推进依法治国。同时,注重吸收古代思想合理成分,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,发挥道德在国家治理中“润滑剂”“粘合剂”的作用,在不以道德原则替代法治精神的前提下,赋予法律以温度,并覆盖到社会的广阔治理领域,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。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给我们最重要的现代启示。(夏中南:中国组织人事报社记者部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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